近年来，无论是东北文学，还是改编自东北文学的影视作品，其独特的风格几度成为业界、学界以及大众关注的焦点。对于小说《逍遥游》《冬泳》，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《人世间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，电影《白日焰火》《平原上的火焰》《刺杀小说家》《刺猬》等，相信很多读者观众都能脱口而出。这些作品大多指向以80后作家为代表的“新东北作家群”，更具体地说是被称为“铁西三剑客”的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。

　　在文学的意义上，“东北”早已溢出了经纬划定的地理范畴，而是一个承载着精神内核、时代印记、文化特质与情感指向的文学符号。作家基于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现实、自然和人文，构建出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“东北文学”。它自带粗粝的地域肌理、凛冽的时代痛感与幽默喜感的方言质地，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具美学辨识度的创作版图。它从工业文明的角度出发，由子一代视角讲述父一辈的故事，黄平在《出东北记：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》中如此诗意地描述：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，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。”曾经作为中国工业重镇的东北，从计划经济的辉煌，到国企改革的震荡，再到产业转型的探索，其发展轨迹是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缩影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切片。因此，子一代的讲述离不开时代阵痛，躲不掉命运沉浮，既有普通人的失落迷茫、挣扎坚守，也有他们英雄般的气概和那不可让渡的尊严。无论是在东北文学还是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中，这种内核让东北书写拥有了超越地域和时代的普遍性，彰显了以地方性话语回应共有性境遇的独特价值——就像《漫长的季节》结尾那句：往前看，别回头，成为多少人逆境中奋进的力量——这也是近年来东北叙事的文艺作品广受关注和欢迎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东北的地域特质已经成为东北文学的生命基因，而影视改编则是这份基因的显性表达，通过影视语言的“转译”，将文字里的东北味具象化、镜头化。不同于江南的温婉、西北的苍莽，这份与生俱来的与黑土地的深度牵连，让这些影视作品在叙事主题和美学风格上独树一帜。东北小城里的悬疑故事、面临下岗潮的人们、锈迹斑斑的厂房、热气蒸腾的澡堂子、漫天的大雪、极寒的天气，这些已然成为东北影像图谱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高辨识度难免会沦为刻板印象，特质在成为优势的同时也会流于路径依赖。在这片东北大地上如何开掘东北叙事新的可能，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命题。近日，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《飞行家》两部电影以不同路径的改编方案，呈现了东北叙事可触达的更广阔空间。

　　如果让笔者给每部电影赋予一种色彩，那么可以说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是灰白色，《飞行家》则是明黄色。在感情基调上前者是冷静克制，后者则是热烈奔放。在相似的文学气质里长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像风格，可见东北文学自带的改编张力有多大。

　　不管是“我的朋友”安德烈，还是“飞行家”李明奇，两人身上有着共同的特质，那就是：不甘于平庸。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，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每个个体无限渴望的美好愿景。因此，无论是面对安德烈还是李明奇，观众都能迅速抓取到切肤的感受与共情。两部影片在共同的起点上，以不同的叙事策略和美学追求走向分叉的小径。

　　作为董子健的导演首作，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在精神气质与内核上基本忠实于原著，通过影像语言创造性地传达了原著精髓。电影由小说的倒叙结构重构为双线并行的“公路电影”模式，导演加入的现实线索是李默归乡奔丧的冷峻旅途，大雪覆盖的公路，途中与成年安德烈（实际上是李默的幻觉）沟通的阻滞，传递出一种萧瑟疏离的现实处境；回忆线索是少年时代的明快过往，这也是小说的主体部分，带着些许被时间美化过的不真实的温度。回忆中，少年安德烈顶着桀骜不驯的发型，穿着有些破损的大背心。他因维护自己“安德烈”的姓名权被老师安排在教室的角落里，他故意搞怪，他为好朋友李默伸张正义惨遭退学和毒打，而李默却未敢发声……随着两条线在时空中交错，影片最后，成年李默与少年安德烈在儿时常玩的那扇大门后相逢，“你怎么才来？”少年安德烈的这句追问饱含着怎样的责备与不舍，多年背负愧疚的李默终于得以与自己和解。看完后，沉浸在影片的强大后劲中，情绪氤氲弥漫心间，久久不能消散。

　　有《米花之味》《又见奈良》两部文艺片在先的鹏飞，在电影《飞行家》中进行了类型化和商业化改造，对叙事焦点大胆重构，让影片基调发生颠覆性改变，一改原小说冷冽沉郁的底色，让故事和人物更加温暖明亮。在叙事结构上，小说采用多时空交叉叙事，电影则以线性叙事清晰展现李明奇的个人追梦史。小说中，飞行梦代表着理想主义的挣扎并最终导向虚无，而电影为这一梦想包裹了一层喜感和温情。镜头从一只露出袜子的大脚趾徐徐拉开，炕头上李明奇用“冲鼻”的东北话跟头回见面的老丈人唠起他的飞行梦：“一个民族总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，才有希望。”老丈人似懂非懂地向黑格尔敬酒表示认同。这一场景让观众忍俊不禁，幽默喜感无声化解了主题的沉重。执着于飞行的李明奇并没有被塑造成时代的“孤勇者”，而是有着更多普通人的情感底色，看似荒诞的故事由此长出了扎实的血肉。为了实现对老丈人的承诺，他可以把飞行梦按下暂停键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默默撑起一个家。电影给他的后两次飞行都设置了生活所迫的明确动机。李明奇是暗淡的，身陷生活泥沼之中，同时他又是绚烂的，即使在生活最潦倒的时候也不忘抬头看天，计算着云层的高度。《飞行家》的改编捕捉到了一种电影《钢琴家》般独特的浪漫主义气质，这是一种在现实重负下依然保持尊严与诗意的能力。

　　电影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以李默的内心创伤为锚点，通过“幻影安德烈”的设定，将东北工业转型的集体记忆转化为个体的精神困境。这种“向内转”的叙事策略和内敛留白的影像张力，为东北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新的维度。电影《飞行家》淡化原著的部分复杂性和悲凉感，换取了更清晰的叙事、更丰满的人物、更明亮的基调和更有着落的情绪‌。

　　是以高忠实度接续完成小说作者的叙事野心，进而突出作者电影的文学性，还是以类型化手法让故事落在扎实的叙事里焕发全新的生命力，两者是非此即彼还是彼此共生？关于东北文学的影视剧改编还在路上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　　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，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